——来自义乌的启示

摘要：中国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其中第一大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个特征显然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乡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乡村内生发展中的城乡一体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特征，但是，因为对农民群体存在物化谬误和反映论谬误的偏见，造成对发展内生动力的理解不够。义乌是农民在发展中将勤劳与坚韧、合作精神和创新品格等村落伦理和传统精神通过“肯定式采借”“否定式批判”和“创新式肯定”三个阶段，与现代文化结合的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典型案例。传统的当下实践是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总体性过程”，这个“总体性”过程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的展开，在“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下实践中，国家或者说政府必须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发展；实践中的传统；义乌

“都市”和“农村”之间或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区别，是地理学最古老、普遍的二元区分之一，也是社会学惯用的城乡结构分析框架。美国农民学家丹尼尔·托尼曾说：即使在当代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民与农民的子孙”仍构成人口的多数。而在中国，他们可以说几乎构成了人口的全部。农村地区拥有许多功能与价值，但也被描绘为偏远、落后的欠发达地区，迫切需要现代化改造。“改造农民”似乎是全球现代化的伴身品，如有学者在对俄国现代化与农民的关系研究中认为不能否认俄国现代化进程曾经以严厉地“改造”农民、牺牲农民利益为特征。而中国文化中农民文化占了很高比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当然，也有研究对以改造农民为特征的现代化进行了批判，认为“无论是农村的政治经济建设，还是农村的社会文化建设，我们都没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尊重农民的自主行为，去激发农民的自主能力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改造”无疑会增加农民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性，进而降低其自主和创造能力。

在现代化是改造农民使其尽快适应现代文化还是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使其拥有创新能力之间，无论争议何如，在实践中，百年前的乡土建设到新近的乡土重建，始终没绕开“改造”的旋律，通过改造促进发展。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需求，而脱离贫困激发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动机，从而落实到行动中。义乌是农民在发展中自然而然地将传统精神与现代文化结合的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典型案例，能够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一、乡村与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的号角，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选择。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现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的梦想，但现代化的特征，基本是西方化的。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如此明白并充满信心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包括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显然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乡村有机联系在一起。农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群众基础，乡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肥沃土壤，传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渊源。

历史的中国曾经辉煌，但是，当西方工业革命蓬勃开展的时候，中国落后了，乡村或许就是“拖中国现代化后腿”的存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基于中国落后，特别到近现代以后落后了的背景，而当时的中国农村，甚至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成为中国发展现代化的困难，而不是动力机制。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要改造农民“愚、穷、弱、私”的物质和精神状态。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今天的乡村会创造出经济腾飞的奇迹？这是一个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话题，一个时代的新话题。如果问为什么我们能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时候满怀信心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说，恰恰是七十多年的实践探索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发展的道路，包括制度建设和人民潜力。

中国曾经是一个很多人处于贫困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处于“收入水平低、生活水平低、商品率低，自然条件差，教育、文化都落后”的贫困状态。1980年全国总人口9.8705亿，乡村人口7.956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0.6%。就是这样一个以乡村人口为主的农业大国，在此后的四十年时间中，实现了全世界瞩目的经济、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1980年，中国GDP世界排名第12位，竟然低于人口仅1600多万的欧洲国家荷兰。2020年，中国GDP世界排名第二位，且远超排名第三的日本。

义乌是浙江中部一个县级市，曾经贫困到农民终日劳动却吃不饱饭。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到外面摇拨浪鼓，“鸡毛换糖”。198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8.4%，绝大部分劳动力务农，全县人均GDP仅235元。2020年，义乌市在中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市）中排名第九。该年，义乌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71210元，超过北京和广州，在浙江省排名第一。

中国，义乌，四十年的发展如梦如幻。自然力的征服、小商品的繁荣、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城市的拓展以及大量人口的全球性流动等等，这一切都“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中这样感叹市场经济的特有力量。马克思之问可以成为今天的中国之问、义乌之问：“全世界哪一个高端智库料想到贫困传统的义乌农民中蕴藏有这样惊天动地的生产力呢？”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发展或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发展，都不是单纯依靠外资或外来力量推进的，外来的力量解读不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内生的。如果把目光转向中国广大农村，转向世世代代在乡村生活的亿万农民，不难发现发展的主体是人，而创造义乌的主体人群是义乌农民。

二、重新理解乡村、农民

我们注意到以往政治界、学术界以及普通的老百姓对于乡村，尤其对于农民存在刻板印象，农村、农民是需要改造的对象。如果乡村只是落后，如果农民只是愚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无法解释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本身告诉我们，此前我们关于乡村关于农民的很多看法，存在偏见。唯有告别偏见，告别我们熟知的今天依然影响着许多学者和城里人的关于农民的偏见，才能不失偏颇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才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可能并充满希望的。

（一）告别偏见

长期以来，农民总被冠以负面特征，包括马克思把19世纪的法国农民看成“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是同类个体的堆积。我国一位非常著名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晏阳初先生用四个字概括中国农民叫“愚、穷、弱、私”。他关于中国发展的设想就是改造农民，知识分子到乡下去带着教育农民的理念去改造农民。在晏阳初先生眼里，农民中缺少内生的动力和自我发展的可能性，需要知识分子去唤醒、教育和改造。今天，如果我们略微接触几个义乌小商品市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农民，就会打破对农民的固化图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质疑原来的图像？这是一个学术的追问，对一个群体理解的追问。为什么人们以前会产生对于农民群体的偏见？是否存在物化谬误和反映论谬误？

其一，物化谬误。自从人类最初学会使用劳动工具以后，就宽泛意义的物质生产（生产工具、生产力水平、应对自然能力、科学技术等等）、日常生活（人类物质消费及其变化）而言，人类社会一直处于不断进步、发展的过程中，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物质领域的进化“投射”到人类社会，就会导致“物化谬误”。“物化谬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本身的特点，像“物”一样看待人类的发展。于是，农民群体，由于他们使用“原始”的工具，过着“原始”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作为人的群体，农民就如同物一样，也是“落后的”“未开化的”“愚昧的”，如此等等。

其二，反映论谬误。我们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反映论的原则机械地理解和运用，没有注意到生产水平和生活条件很差的地方，那些地方的人作为人存在，有其更普世性的作为人的优点和发展的可能性，认为农民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日子，使用落后的生产工具，循着自然的节律生产与生活，因此，他们的思想也是简单的、散漫的、落后的、自私的，等等。

必须抛弃物化的谬误，抛弃带有机械的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一种理解反映的谬误，要认识到只要人作为一个人存在，正常的人存在，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生存状态，都同样具有作为人的心智、智慧、创造性和发展潜能。告别偏见，我们才能重新理解农民，从而重新理解乡村。

（二）重新理解乡村、农民

我们要告别偏见，以一种平等的、宽泛的、公平的观点看待世界上包括农民在内的每一个人，就要重新理解农民。社会科学对共同体的研究，包括共同体概念和特征，基本是基于乡村的。如布洛赫概括乡村共同体为“许多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在同一个村庄里建造房屋的家庭，在一起生活。通过经济的、感情的联系而形成的这些‘邻居’，组成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就是乡村共同体，它的前置条件是联系彼此命运的共同生活，因命运联系而有情感连接。

费孝通先生用“乡土社会”概括中国农村社会的特征，传统的村落通常是一个血缘地缘合一的共同体，村落共同体有几个基本点，血缘地缘合一；村落内部实行诸子继承制。换句话说，无论几个儿子，都要给予财产分配，而且有相关的家族或者准家族给村落里的人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此一来，中国的村落从外观上看，呈现出一种温情脉脉的状态。换句话说，它创造了一种让每个人都能够在村落中生活下去的环境，这是村落的一个侧面。与此同时，村落的另外一个侧面是生产力水平极低，充满着生存的挑战。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耕耘土地的范围也有限，半径很小。可以说基于血缘地缘的共同体空间是有限的。因此，以精耕农业为基准的村落长期处于人口之于土地的巨大压力中。假如遭遇自然灾害，碰到“人祸”，农民们的生存状态更是雪上加霜。

村落生活十分艰难，为了共同体的生存，农民们不得不把“传宗接代”“香火绵延”当作生命的头等大事。在村落里，“香火绵延”在每一个个体生命中前后接续，代代相传。在严酷的村落生存环境，要实现“香火绵延”，甚至要“活下去”，最优的选择不是个体主义，而是相互合作。于是，长期以来，村落共同体内部孕育出以“情”为中心的生命伦理，人情成为村落里面维系基本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从农民个体来说，他因“情”而觉察到做人的义务，并需要以一生的努力去实现这个义务，尽到人的“本分”；他从“情”中看到了生命的意义、人的价值。从共同体来说，村民们总是从“情”的角度去评价一个人，“有情有义”的人才是村落中受尊敬的好人。为了能够维持把“情”作为人人遵循的一个原则，村落里形成一种特殊的人情交换关系。日常生活中“情”的算计是不均衡的，“当面清算”是无情无义，相互“欠”着人情合情合理。进一步说，以“情”为中心的村落共同体伦理通过一个“欠”字从另一个侧面规范农民的行为。每一个人从小开始就“欠”着人情，“欠”着父母的，甚至还“欠”着祖宗的。就如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描绘的一样，村民用“香火”绵续向祖宗表示孝敬。在村落当中每一个人，他的行为都首先要考虑到别人曾经给予的人情以及一个“欠”字，在充满竞争和风险的村落内部，人情维持着乡村秩序和村落的稳定。

一个“欠”字让农民们更注重为别人着想，更乐意合作。这是从以精耕农业为基准的共同体生存本身中衍生的共同体伦理，它给农民以人生的动力，奋斗的目标。因此，以精耕农业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滋养出农民的一些重要的伦理价值观，也可以说是农民的“生存伦理”，而这些伦理和品格，尤其农民的合作精神和创新品格，是长期被忽视的。

其一，勤劳与坚韧。

自然村落共同体是无数中国农民安身立命的地方，安身立命之难以及安身立命的特殊方式共同作用，塑造出村落共同体中的农民品格。对农民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描述司空见惯，但对这种生活的接受和忍耐本身就表达了农民的坚韧。同时，家庭是农民的福利提供方，家庭消费需求对劳动者产生压力。为了维持生计，维持在共同体的生存，村落内部农民必须勤劳，必须坚韧，必须开发更大的生产能力以满足家庭消费需求。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入工商业，秉持勤劳与坚韧，发挥长期积聚着的“求生存、图发展”的能量，在市场中获得生活需求的满足。

其二，合作精神。

在村落这种风险极大的生存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必须合作，传统农业的很多事务都需要通过合作完成，传统村落在长期合作实践中创造了“伴工”“换工”“入伴”等不同的合作模式。实际上，农民的合作精神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得以可能的历史前提。日常生活以及礼仪场合的合作构成村落的“一大风景”。村落中的个体与共同体相互依附，克己复礼，维持生产和消费等方面的合作。

其三，创新与生存智慧。

村落生活充满着风险和压力，农民的生存方式实际上是简单的，但是简单不意味着每天处理同样的事情或不会面临变化和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必须创新，必须有生存智慧，所谓创新就是用新的方法、新的策略、新的模式去应对出乎意料的状态。义乌农民的创新精神是“生还是死”的压力下逼出来的，可以称之为“生存性智慧”。这是农民们对周遭环境的前逻辑、非理性的直觉，是他们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感悟，是长期的生存压力下形成的生存伦理。

当中国农民离开村落，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时候，这些品格恰恰成为他们在工商业这样一个陌生并充满挑战的环境中，能够取得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品格。这些品格来源于自然村落中，来源于世世代代的村落生存方式中。重新认识农民，就要理解任何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在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品格的表达是多方面的。就整体受教育程度而言，农民较低，但智慧和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可同日而语，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明确表达了农民在实践中的智慧。我们有必要强调，当我们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时，必须放弃对农民的固有偏见。小农在今天仍然代表着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尽管这么说有些平庸，但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

三、实践中的传统

重新理解乡村和农民同时意味着重新认识村落传统，即要有新的维度理解传统。农民在实践中获得生活资源，乡村在实践中世代绵延；在这里，传统也因在实践中展开而永葆其活力。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宽泛地说，传统是历史上流传下来并影响当今社会的一切东西，从组织、制度、信仰、价值观一直到人们的行为方式。传统只有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才是“活的、真实的存在”。哪怕儒家经典著作，也只有经过人的阅读、解释、传播，才进入传统的范畴。一种关于传统美德的想象，如果脱离当下人民真实的生活实践，无论用什么方法去推行，恐怕也会无功而返。

（一）实践中的传统

我们现在讲的传统更多是文字保存和流传下来的传统，或者说是精英的传统。当我们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传统的另外一个侧面，即实践中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侧面甚至比文字流传下来的精英的传统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亿万人民每天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而支配实践的是背后的传统观念、理念、风俗等等。这种日常生活就是传递中华文化的实践方式。在村落生活中去发现、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是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角度。

尽管生活观多有创新，但实际上我们生活的绝大部分都落在传统的轨道里，而传统唯有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才是鲜活的存在。任何实践都不断在新的社会场景下选择性地激活“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即传统），更创生着新的“行事方式”、行为规则与文化想象。技术—经济的状况并不像农业劳动者和经济学家说的那么具有约束性。换句话说，社会生产、生活的实践既是传统（文化传统、历史传统、中华文明）在当下场景中的呈现、展示、表演、激活、再生，又是传统的扬弃、再造、创生、发展，从而在与时俱进中显示出中华文明传统的强韧生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花大功夫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从四十年来义乌工商业从小商小贩到“买全球、卖全球”的实践中去重新认识中华文明传统，以达到真正植根于中华大地上的“文化自觉”。

从实践的视角去理解传统，我们首先应当强调的是，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某物”，而是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变化着的“活水”——实践就是“活水”的源头。从实践的视角去理解传统是一个系统性文化研究，需要多学科、多学者的通力合作。在义乌工商业实践中，传统的人情关系，村落中的农民因为重情义而形成的合作精神，勤劳坚韧，包括创新精神得到延续。人恰恰是在实践当中，一个民族恰恰是在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的实践中，不断创造着新的生活。传统在实践中不但被激活，还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当代的东西，进行着新的实践。

（二）乡村内生发展中的城乡一体化

从大量义乌农民工商业实践的案例注意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改革开放为农民的实践创造了全新的场景。农民们离开土地，走出村落，投入到市场经济大潮中，开始在工商业经营实践中拼搏。这是农民们经历的全新的实践，一直到四十年以后的当下，乡村传统在这种工商业实践中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演化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义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义乌的工商业实践也是从乡村到城市的变迁，展开了中国新型城乡关系，塑造了共同富裕、美美与共的新的城乡关系的可能性。

农民来自村落的那种内生的伦理价值观，作为一种传统，成为工商业发展巨大的内生动力。传统若能在工商业实践中与时俱进，经住挑战，通常就能取得成功。我们不仅可以把义乌小商品市场由脏乱差到“买全球，卖全球”的发展看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方案，而且是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一种方案，这种方案叫内生型城市化或在地城市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打开了以人为中心的城乡发展新的可能性之门。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答应一个叫冯爱倩的农妇“暂时去摆摊”，这一“暂时”的通融，开启了义乌小商品经济的大门，农民们纷纷脱离农业，开始从事工商业活动，由村落走进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可以自然地转变成工商业经营者，自然而然地成为城市居民，他们不得不经历“人的转型”。农民群体的“人的转型”不是修身养性的结果，不是坐而论道的炫耀，而是真刀实枪地在市场经济实践中的磨砺，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生死考验，或是炼狱式的浴火重生。

在小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义乌农民中以情为基准的合作精神，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不拔以及与时俱进的智慧，构成了义乌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不同于欲望。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解释了欲望和禁欲，禁欲是种“常求善又常生恶”的力量。假如说每个人都有欲望，这种欲望都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时候，为什么有些地方经济能发展，有些地方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假设全世界、全中国人都有欲望，都发展经济，为什么义乌就发展好了？所以，单单说欲望是不够的，人的欲望一定在某种环境中才能得到表达，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为农民内生动力的发挥创造了可能性。

在这里，农民“人的转型”是关键，但是，这种转型恰恰在工商业经营的现代化改造、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塑造中展开。农民“人的转型”过程就是城市化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或者说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因此可以说，新型城乡关系的建构是三位一体的创新，包括农民的“人的转型”，或者说从传统农民转变成现代居民；工商业经营的现代化改造；生存空间、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这种三位一体的创新在义乌的工商业实践中展开，可以区分出三个不同阶段。工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可以叫对于乡村传统的“肯定式采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在工商业实践中充分发扬农民、村落共同体中的优良传统，如勤劳节俭、坚忍不拔、合作、创新等等。

义乌最初的工商业发展，从家族内部合作到村民之间合作做起来的小作坊，把乡村的传统搬到工商业实践中，逐渐办成很大的企业。这种合作，就像村落里的几个人摇着一条船出去，大家同船一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大家同样同船合命共同奋斗。在最初的工商业发展阶段，合伙创业的人不计较钱，不计较劳动投入，精诚合作共同发展，延续着村落内部的人际关系。

第二阶段是对于乡村传统的“否定式批判”。这一阶段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其一，不平等传统。不平等传统衍生出权力不平等、利益不平等、声望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严重妨碍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其二，人情关系的模糊性。缺乏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严格的现代企业制度，如簿记制度、契约制度等。

村落文化有正面，也有负面的部分，这些均存在于工商业实践中。比如说乡村讲等级制，大家承认血缘和辈分的等级差别。农民对关系的理解基于血缘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概括中国农民意识中人和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在工商业实践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赚钱，为了未来共同奋斗。但赚钱了以后，企业由谁管理，收入怎么分配，传统的等级差别就成为建构新的企业制度的障碍。工商业企业缺乏村落的血缘地缘基础，源自村落的共同体价值观必须转型，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行为准则。

传统村落中的人情观，人情是不讲“算清”的，尽管说亲兄弟明算账，但在实践中人们觉得算清楚就是不给面子。现代企业制度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制度叫簿记制度，每一笔账必须算清。二者的不相适宜造成企业创始人，特别是主要老板和共同参与创业的人之间的巨大张力。如何对待这种人情的张力，或者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对企业能否转型生死攸关。无法妥善处理这种张力的企业，或者分家，或者解散了，对企业造成非常大的挫折。

第三阶段是对于乡村传统的“创新式肯定”，新型城乡一体化生活世界的三大特点包括美美与共的生活世界中的人情与情感，各得其所、共同富裕的愿景和文化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0世纪90年代末期，浙江省经历了一次经济转型。我国各省市的改革开放时间和程度不是同时同步的，比如上海的乡镇企业是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开放的，而在此之前，浙江作为上海的腹地，发展很快。上海开放了以后，浙江的乡镇企业遇到竞争和发展挑战，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很多民营企业发展困难。当时浙江的经济有一个转折，叫租赁拍卖，很多小微企业，包括私营民营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而股份制改造的过程同时意味着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向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转型。这个阶段有很多企业的倒闭，从这个阶段脱颖而出的企业，大多发展成为今天义乌的明星企业。

转型之后，义乌创造了更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企业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具备亲情、共同富裕等传统村落的优良品格，但同时又在经营和管理中贯彻着一种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契约和管理制度。义乌工商业发展的这三个阶段，是从传统中走来，充满内生动力的发展过程。

四、政府、乡村与中国式现代化

当我们从实践的视角去讨论乡村、农民与传统，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所说的当下实践是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总体性过程”。这个“总体性”过程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的展开。在“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下实践中，国家或者说政府必须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尤其在中国，忽视了国家或者说政府的作用，一定会导致理解的偏颇。恰恰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定的历史机遇，才使农民价值观中积极的东西得以发扬光大，才使中华传统中那些正面的因素得以传承、激活。

我们以义乌地方政府为例，看看地方政府如何为农民的实践创造了“发挥潜力”的可能性，如何为传统美德的发扬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和地方政府“有为和无为”的执政策略，义乌很难有今天的发展。义乌从以“假冒伪劣”著称到“买全球、卖全球”的商品集散地的发展，离不开政府与农民形成的良性互动机制。概括地说，义乌市委市政府巧妙运用了“无为与有为”的辩证关系，才成就了义乌的辉煌。

其一，义乌地方政府为农民们的工商业经营提供自由空间。

对农民的信任，对农民内生潜力的确认，是相关政策的前提。义乌地方政府为农民创造了一个让村落中那些优良品德能够发扬光大的自由空间，让农民当中的那些立身力行者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发展中国经济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对农民的信任，对农民内生潜力的确认，是相关政策的前提。政府通过这种无为而治，给商品经营者一个空间，创造一种文化，让每一个人的潜力能够充分地发挥，并且吸引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到义乌创业。

其二，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商业经营实践中，义乌地方政府一直是维系正常市场秩序的“正能量”。

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不是“自然发生的”，需要地方政府“有为而行”，地方政府努力为平民百姓提供最好的创业的空间，并努力创造让农民当中维持秩序的正能量能够发挥出来的市场文化，让市场经济更蓬勃有序发展。安全、秩序、诚信这些理念润物细无声，但创造出来又能看得见摸得着。

义乌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而行，比如义乌率先在全国商品交易市场实行市场党建，并在市场内部由工商业者自己组成治安委员会等等，这是政府的有为。除了正面的创建之外，义乌市政府年复一年持续不断坚持扫黑除恶，坚持打击假冒伪劣。

其三，义乌地方政府小商品经营平台的建设为农民实践提供了舞台，为传统更新创造了空间。

义乌为小商品经营者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例如义乌最早获得国家工商行政总局批准，将义乌小商品市场称为浙江省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连续举办“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义乌是中国第一个获得“出境出展权”的县级城市，也是浙江省最早获得外资登记权限的县级市之一，并纳入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义乌是全国快递量最大的城市，被称为“中国快递第一城”，其快递总量超过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义乌还建设了“义新欧”中欧班列的起点，这都跟政府的搭台有关系。

小商品平台建设是地方政府牵头、多方合作、广大经营者积极参与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事着工商业经营的农民们有机会不断锤炼自己，去掉身上那些不适合市场经济的东西，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得以在实践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断创造与发达的经济活动相匹配的新的表达。

四十多年过去了，义乌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新理解农民、农村、农业以及重新思考城乡发展中国模式的许多启迪。经过七十多年艰苦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开通，航线已经指明，党的二十大更为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牢牢记住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要点（人民至上：人民性；独立自主：多样性；守正创新：持续性；立己达人：普遍性；奋发有为：坚定性），在党中央领导下，创造共同富裕的美好新生活。

（作者张乐天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魏霞系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教授。乡村发现转自：《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